去年，阿公書櫃裡的「那本書」——希特勒《我的奮鬥》新編註釋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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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的巧合總是與現在相呼應——希特勒《我的奮鬥》（Mein Kampf），正好在這極右駕返、波瀾詭譎的一年的時間重新發行了。 圖／法新社
去年（2016）初，跨年夜科隆性侵案的新聞，掀起了仇外、種族主義、反體制、反主流媒體的聲浪，象徵性地爲德國社會開啓了這極右駕返、波瀾詭譎的一年。諷刺的是，歷史的巧合也與此相呼應——希特勒《我的奮鬥》（Mein Kampf），也正好在同一時間重新發行了。
自1945年希特勒身亡後，《我的奮鬥》的著作權便由德國拜仁邦（Freistaat Bayern）接收。由於該書屬戰前出版品，不能根據戰後新生之聯邦德國《基本法》來主張其內容違憲，因而無法被查禁。隨後，拜仁邦採取始終不授權出版的方式，讓這本書還是被技巧性地「查禁」了70年。
2015年底，該書的著作權已到期。這意味者，此後《我的奮鬥》不再只能被隱晦地稱作「阿公書櫃裡的『那本書』」、或只能在盜版市場低調流通。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、公開販售。爲此，早在2010年，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（IfZ）就開始準備預防針：學者專家們重新編纂該書，併爲書中文句撰寫詳細註釋——提供正確事實、逐一拆解作者的偏頗謬論。
原書八百頁，新編注釋版的篇幅則達到兩千頁，分成上下兩冊，包含了三千五百多條「打臉作者」的註釋。2016年一月初出版，每套售價59歐元（約新臺幣2065元）。
此一新編注釋版，在出版當週立刻登上《明鏡週刊》的暢銷書排行榜。初版一刷的二手書，當時在Amazon上還被哄擡到150歐元。隨後一個月內賣出兩萬四千本，並且長期盤據暢銷榜，更兩度登上非文學類的第一名。至今已售出超過十萬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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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了理解新編注釋版的熱銷現象，我們要簡短回顧，這本書過去在德國是如何被看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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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納粹信徒不太可能願意花59塊買一千兩百頁的註釋——附加八百頁的原文。這上下兩冊加起來有六公斤，其中3.6公斤是扛回家打自己臉的，有這種興趣的人應該不多。 圖／美聯社
《我的奮鬥》的上冊在1925年甫出版，就吸引了超過50篇的書評討論。1927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（NSDAP，簡稱「納粹」）的圖林根黨部，爲檢討其於議會選戰的失利，率先將該書作爲黨內訓練的教材。到了隔年，各地納粹黨部都效法此舉，該書晉升爲黨內聖經。熱賣之餘，也成爲反對勢力批判納粹的主要參照材料。至1933年，該書已售出近三十萬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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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粹上臺後，在沒有黨國機器的強迫下，《我的奮鬥》的銷售量暴增到將近百萬冊，也爲希特勒帶來豐厚的版稅收入。至此，該書與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並列，成爲德意志這個「詩人與思想家之國度」的精神代表。該書的大賣，自然引發了不少對「元首金言」的不同理解，隨後黨國便開始嚴禁對書中內容任意進行詮釋。
有些人會憑上述印象以爲，《我的奮鬥》是因爲希特勒的掌權纔開始大賣的。事實上，這個因果關係可能要顛倒過來：該書作爲納粹團結黨內、建立領導權威、從事意識型態工程的教材，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希特勒的上臺、乃至於隨後銷量的狂飆。
《我的奮鬥》由於被當作塑造領袖崇拜的工具，其內容往往被化約爲希特勒個人特質的展演。也因此，當希特勒自殺、納粹成爲禁忌後，該書彷彿也如同它的作者一樣可以被「宣告死亡」了。人們沉默地將之埋葬，連帶把該書如何爲納粹掌權鋪路的反省，也一起冰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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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該書的「死亡」與社會的沉默，反而賦予它在戰後極右信仰中的象徵地位。在極端主義者的社羣裡，《我的奮鬥》也已不再是被閱讀與宣講的對象，而是透過「擁有」它——擁有某種「神聖遺骸」——來塑造成員彼此之間的秘密認同：
嘿！我的書櫃裡也有「那本書」。
原始版本的《我的奮鬥》，隨着納粹的垮臺而被冰封，但該書的「死亡」與社會的沉默，反而賦予它在戰後極右信仰中的象徵地位。 圖／路透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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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奮鬥》有如某種「神聖遺骸」，一些人透過「擁有」它，來塑造成員彼此之間的秘密認同。 圖／法新社
不過，「那本書」的內容與思想並沒有因此真的「死亡」。書中談論的政治計劃、外交策略、猶太陰謀論、種族宣傳等內容，至今的確已然過時——況且，當前種族主義者主要仇視的對象是伊斯蘭，但書中對伊斯蘭卻持正面態度。
儘管如此，希特勒對共和制之系統漏洞的精確觀察、尖酸批判代議制、論述民粹領導等段落，還是能適用於今天。其所塑造的政治世界觀，對反體制的心靈仍具有一定的潛在吸引力。
IfZ新編譯註計劃的主持人赫曼（Christian Hermann）譬喻說：該書作者希特勒像個壞小孩，重新腦補了整個世界——如果九十年前有網路的話，他那些謬論的證據都會是從網路上拼湊來的。換言之，希特勒稱得上今天所謂「後事實政治」的先驅者。
除魅與反制，便是IfZ的學者專家們之所以主張需要正視《我的奮鬥》在書市重見天日、並透過詳細註釋來梳理之的主要理由。對此，即使是德國猶太人總會亦公開表示支持。這場出版盛事，或許可被視爲一場既遲來70年卻又剛好貼切時機的、意識型態上的「轉型正義」。
2016年「柏林燈光節」（Berlin Leuchtet），柏林市府上投射出希特勒跟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頭像；戈培爾喊着：：「你們想要全面開戰嗎！」 圖／路透社
從書商回報的銷售結果來看，IfZ新編注釋版的購買者多是對政治與歷史有興趣的專業讀者，而新納粹的支持者對該書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。
其理由當然不難了解：新納粹信徒不太可能願意花59塊買一千兩百頁的註釋——附加八百頁的原文。這上下兩冊加起來有六公斤，其中3.6公斤是扛回家打自己臉的，有這種興趣的人應該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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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若不限於IfZ版，普遍來看，《我的奮鬥》的開放出版，至今並沒有爲極右翼加溫的跡象。這個結果大抵證實了德國聯邦護憲局（BfV）的事前判斷：該書對於形塑目前極右翼的意識型態，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。
《我的奮鬥》開放出版前夕，輿論緊繃的神經，現在或許可以稍微放鬆了。的確，對於當前的極右翼，過去納粹的象徵意義、以及靠研讀作品來形塑政治意識的方法，都已經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。即使是新納粹的代表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（NPD），在公開場合的發言用詞也常刻意節制，識相地避免讓人聯想到《我的奮鬥》裡的字句，以免動輒得咎。
輿論的緊繃，可能更要放在別的事情上。當前的極端主義與民粹，早就有更好發揮的題材、以及更有效的聚衆方式。成書九十年後，《我的奮鬥》的虔誠讀者已寥寥無幾；然而，網路作爲量身訂做資訊並形塑政治社羣認同的新工具，讓極端主義社羣與民粹支持者們，將過去的領袖崇拜轉換爲自戀，某種程度上都成了《我的奮鬥》的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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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作爲量身訂做資訊並形塑政治社羣認同的新工具，讓極端主義社羣與民粹支持者們，將過去的領袖崇拜轉換爲自戀，某種程度上都成了《我的奮鬥》的作者。 圖／路透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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